在人类诞生之初，人们是没有名字的，再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进步，人们有了名字，但尚无“姓氏” 出现，这个时期人类从母系进行群居生活。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现了近亲繁殖带来的不良后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左传》）。于是对各个氏族以“姓” 加以区分，婚姻关系也逐渐发展成异姓之间通婚，同氏族（同姓）内禁止通婚的风俗。在母系氏族时代，“姓” 代表着同一位女姓祖先的血缘关系。班固等编著《白虎通义》之“姓名” 篇著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宗恩爱厚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同姓不得娶，皆为重人伦也。”

　　到父系氏族时期，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多，婚姻关系相对固定，人们的“姓” 改为从父继承，并且，一个庞大的“姓” 按血缘关系会有许多不同的分支，这就产生了“氏”。“姓者统期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兮。” 相传黄帝有 25个儿子分为12个姓，各姓后来又分衍出众多的氏，例如“姬” 姓据载共分衍了 432个氏。“氏” 由“姓” 衍生而来，是父权象征，氏族首领以“氏” 专称，如黄帝称“轩辕氏”、炎帝称“烈山氏”、舜称“有虞氏”。普通劳动人们没有明确的“姓氏”。

　　当今所称的“姓氏” 是泛指的“姓”，“氏” 的意义己附加在“姓” 上，消失了其原有的意义。但在先秦时期，“姓” 与“氏” 是有联系并且有明确区别的两个概念。

　　有典籍可考的姓氏大约在夏代初期，姓氏仍然是地位尊卑的象征。获得姓氏的渠道主要通过继承或由统治阶级“赐姓”。到周代，“赐姓” 己成为政治待遇，在统治中应用非常普遍。如《国语 *周语》记载：“皇天嘉之，祚之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

　　周代将原有的部落国家进行了撤换和改变，建立了完整的列爵、封士制度，建立了一套封建“赐姓”制度，用以改变前代的血缘组织形态。这种“赐姓”、“命氏”制度的严密化相伴而生，是“同姓不婚”制度的礼制化和淡化。“同性不婚”这一习俗，本来就是“姓”之所以产生的根由，而“姓”又是从女子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的。所以在婚配中，对于男女是否同姓，看得特别重要。在《礼记》“丧服篇”中，记载周代设有小史宗伯专管世系辨姓之事，还记载周代六礼之中，设有问名这一专项，即问清姓氏。《论语 .述而》中记载，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由于鲁国和吴国都是同姓国家，贵族都为姬姓，为了避免非议，鲁昭公新娶的吴女就不再叫吴姬，而改名叫“吴孟子”，后来吴孟子去世后，没有发讣告，安葬后没有回祖庙号哭。由此看来，周代，“同姓不婚”的风俗已成为很强的社会约束力。

　　周代贵族的“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生改变。

　　其“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情况：

1、祖辈子孙不必同“氏”。在宗族中，每分出一个支族时，便新成立一个“氏”。如伍子胥，为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员，以“伍”为氏。后逃到吴国建功立业，被封于申，于是以“申”为氏，称申胥。其后代又有“王孙氏”、“椒氏”、“员”（“郧”）氏等。

2、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可以改“氏”，也可以多个“氏”。如西周齐国国君姜子牙，名望字尚。其祖曾封于吕，又以“吕”为氏。再如晋国的士会，即以其世官“士”为氏，又以其采邑“范”为氏，还以其另一个采邑“随”为氏。

3、个人可以申请改“氏”。如智伯瑶的族人智果，由于预见智氏家族有灭门之灾，恐遭连累，于是向掌管姓氏的太史申请别立一族，改称“辅”氏。

　　在周代，姓氏与名字单独使用，并不像今天这样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合称在一起。如周武王，“姬”姓，名“发”。不能称为“姬发”。

　　周之前，“姓”与“氏”也是分开使用的，“姓”代表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它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氏”是姓的分支，它与父系社会的出现密切有关。“氏”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的贵贱技艺的高低。在夏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氏”，女子和平民及奴隶都不能称“氏”。周代建立了严格的“姓”与“氏”的制度与风俗， 在周代，人们获得“氏”的渠道主要有如下几种：

1、 以国“命氏”

　　诸侯国君的子孙称公子、公孙。诸侯国及其子孙后代合称“公族”，与周天子的“王族”相区别。公族统统以“国名”为氏。如：周公旦的儿子被封到邢国为侯，他的后代便以“邢”为氏了。周武王平天下后，封叔度于蔡，叔度的后代便以“蔡”为氏了。

2、 以字“命氏”

　　按周氏的宗法制度，“公族”并非无限制的范围，只限于各代国君近亲三代之内称“公族”以国名为氏。三代以外，即公孙之子，要另立支族，不可“以国命氏”，通常以诸侯国君公子的字命氏。如：齐文公之子字子高，其后代便以“高”为氏，郑公子发字子国，其儿子公孙侨字子产，子产的儿子以下便以公子发的字“国”为氏。郑公子偃字子游，其后代便“游”为氏。

3、 以官职“命氏”

　　“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公子、公孙以下，如果世代相承沿袭某种官职，那么，后代在分立支族时，便可以官职为其“氏”，如楚人弗忌，曾任清尹官职，其后代便以“清尹”为氏。其它如司马氏、司徒氏、司空氏、司寇氏、太史氏、中行氏、卜氏、上官氏、侯氏、尉氏等，都以先辈的官职为其“氏”。

4、以采邑为“氏”

　　王孙贵族都有封地，其后代常以封地名号为“氏”，如周成王封卿大夫蔑于单邑，蔑之子孙便以“单”为氏。正考你食邑于邹，其子孙便以“邹”为氏。

5、以居住地“命氏”

　　鲁公子遂，居东门，其后以“东门”为氏。魏国隐士侯嬴，为夷门守门人，于是以“夷门”为氏。其余如“东郭”、“南郭”、“南宫”、“柳下”等姓氏，都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6、以技艺“命氏”

　　春秋时，以“卜”为业的人很多，楚有卜人名徒父，晋有卜人名偃、鲁有卜人名楚邱。其后人，便以“卜”命氏。其它如“巫”、“陶”、“甄”、“贾”等都以技艺为“氏”。

　　周末汉初，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四个等级所构成的严密的封建宗法制度，也逐步消弱而面临解体。“氏”的等级概念淡化，“姓”与“氏”的分立也就没有了实际的意义，所以出现了“姓”与“氏”合二为一的趋势。战国之后，反映奴隶主贵族的姓氏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不中是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也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因而“姓”和“氏”开始事例为一体了，不再加以区别，也不再分开使用了。

　　到了汉代，“姓”与“氏”的关系已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了。如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中记载道：孔子“字促尼，姓孔氏”。实际上，这是司马迁的失误，孔子祖先在宋国，子姓（宋国属“子”姓），“孔”只是氏，而不是姓“孔氏”，其它如秦始皇，姓赵氏等记载，也都属于误记。这是因为汉人已不去注意姓和氏的区别了。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

　　东汉兴起的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并在社会上形成强烈的门第差别，出现“士庶天隔”的现象。这种极为森严的士族门阀制度，使姓氏习俗也出现了高低贵贱的异常悬殊。这一时期，由于“赐姓”的增多和公族数量的锐减，繁杂的姓氏出现了合并和减化的现象，比较明显的是复姓的减化。一部分复姓分成两个单姓，如诸葛，分为“诸”和“葛”，孟孙分为“孟”和“孙”。另一部分复姓减化为一个字，如：公伯减化为“伯”、东郭减化为“郭”。还有一部分复兴完全消失，如“公冶”、“公仪”、“骧驷”等。

　　这一时期的“赐姓”与夏周时期的“赐姓”不同，夏周时期的“赐姓”，一般与封地有密切联系，即王公贵族受封于某地，其后代以地名或称号为“氏”，由于有严密的宗法制度约束，其改“氏”的范围受限制。东汉至中唐时期，统治者为宣扬国威，巩固阶级统治，常有大规模的“赐姓”活动。如汉高祖五年，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由于国姓在社会中有明显的显贵意义，所以不仅受赐姓的家族全族改姓，而且其原姓中人也常常随之改姓，这样导致国姓数量的日益庞大。其它姓氏相对减少。另外有遗失宗族的人，牵强附会“显宗大姓”，更加强了这种姓氏合并的趋势。据资料统计，当前华人姓名中，李、王、张、刘四大姓拥有人口，占世界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汉唐时期，是中华姓名的合并期与成熟期。在中华姓名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