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十年磨一剑也必须从坚持与发展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的刘备更多的是他坚持的方面，因为书中并没有描述刘备出道前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刘备不会在5岁时就知道自己将打着“中山靖王”后代的名号去做事业。这个逐步成熟的阶段实际上是被略过了，而这个阶段恰恰是发展多于坚持的。
即使是在三国演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品牌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性。在坚持汉室正统的这一品牌核心方面，刘备始终坚持如一，这是他不变之处。但在传播渠道方面，则是一直根据实际的情况在变化。一个最明显的差异时他在前期落魄之时与其在四川形成完整的政治势力后的比较。前期，其品牌传播渠道是自己和朋友的数张嘴，品牌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寥寥数语。而当蜀国成立之后，刘备自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表现“汉室正统”的形象已经不合时宜。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品牌表现方式往往以“破贼兴汉”讨伐“曹贼”的方式来完成的。
“破贼兴汉”隐含的语义正是刘备及其代表的蜀国是正统，而曹操及其代表的魏国是“奸贼”。
从诸如此类的变与不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备终其一生都在磨“汉室正统”这一品牌，而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的“磨砺之法”。
刘备品牌成功之道之三：审时度势 顺势者生
与刘备“破贼兴汉”的口号相呼应的恐怕要算清初的“反清复明”了。但是“反清复明”的品牌远没有像刘备的“破贼兴汉”这样强势，甚至几欲成为现实。原因何在？其中的成败表明品牌的确定需要审时度势，才能做到顺势者生。
品牌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有效地利用公众资源，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者。用一句通俗的老话来说：民心可用。
刘备把自己定位于汉室正统，并提出“破贼兴汉”的口号正是看到了“民心可用”这样一个大形势：就汉末的政治混乱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比，民众有着一种恢复汉初相对清明的政治形势的期望。刘备也因此有了“兴汉”这说。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普遍的一些看法把社会混乱归因于董卓、袁绍、曹操等专横篡权，刘备也因此提出“破贼”之说。
这种顺民意的品牌取向并不是刘备发明的，在他之前，曹操也曾打着这一旗号讨伐袁绍，只是刘备把这一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并与自身的“汉室正统”品牌完整地结合为一体。
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反清复明的旗帜时，我们将看到什么：清初政治的相对清明与明末的黑暗形成了与刘备时代完全相反的对比。身处于康乾盛世的老百姓没有谁会愿意回到横征暴敛，苛政横行的时代，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反清复明” ，只能纠集少部分明朝贵族后裔并无民心可用。
由此，尽管都是反对现时朝政，恢复过去政治格局，但两者在民心向背上却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在二战时期的德国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希特勒是众所周知的恶魔，但他成功地利用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的能力却是每一个品牌管理者都需要研究的。
任何一个品牌，如果能借助社会背景的某些内在动因，有效地驾驭它，并使部分社会资源为我所用，这无疑将使企业品牌练成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就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企业，尤其是IT企业曾经打着民族品牌的旗号获得相应的政府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些支持对于企业发展形成了有利的氛围。但是，过度地使用这种民族性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就如联想过去曾经作为IT行业民族品牌的旗手，这对于它争取政府的支持、金融机构的支持、公众的支持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它收购IBM的PC事业部时，这种品牌印象把反而成为了一种障碍，它使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更加慎重地处理这起并购案，并渗入很多政治的成分。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充分地体现了小环境与大环境的和谐统一。对于企业品牌而言，审时度势的目标正是期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使企业品牌与社会市场环境形成和谐的关系。
从全局性来看，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完整地给我们答案；而从局部分析来看，西方的精确哲学有其优势。由于我固执地认为品牌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因此，我相信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体系中可以找到更加深遂的品牌思想。
